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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一开始,来伊份就坚持直采直销的轻资产模式,简单来说,就是上游没有工厂,中间没有经销商,来伊份作为零售商直接与供应商对接。”因此,来伊份开始有意识地提高曝光度,先是2016年双十一的时候,施永雷在直播平台上出现,之后的双十二,郁瑞芬也与网红主播进行互动,并把直播现场设在了来伊份黄金地段的店铺里面。”2004年,来伊份将品控团队独立出来,之前是跟采购部门在一起,“运动员和裁判员在一起,肯定是有问题的。“以前觉得做得好就不用宣传,还是应该把做了20多年的经验传播出去,”郁瑞芬说,“信任是可以转化为销量的。
“我确实没有权力干涉。”来伊份质量技术中心副总监张丽华说。理由是,如果大众从业者、加盟商、生产商的食品安全意识和境界足够成熟的话,那么来伊份完全可以大范围放开,否则的话,就会对品牌造成伤害。姜汝浩表示“挖墙角”的游说者很多,一些供应商也会因此而动摇。
“如果哪个品牌在中国市场90%多以加盟为主,有可能这个企业只是想赚快钱,而不是在做品牌。不过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来势汹汹,郁瑞芬一直挂在嘴边的“稳健”,会不会拖累了这家企业的速度?但相比之下,郁瑞芬似乎更担心的是速度所带来的风险。
2012年4月,进行IPO冲刺的来伊份没能如愿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,反而由于“蜜饯门食品安全问题”陷入困顿。“这样消费者的大数据才能沉淀在自己的平台上,有助于进一步的精准化营销,目前来伊份自己的会员数量有1700万。
”邹晓君解释,他在2013年开始负责来伊份在北京、天津的店铺铺设,在来伊份上市之后,他的职位变成了驻京办主任,在他看来,一些食品行业的线上业务虽然销量可观,但吸引的多数都是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,难以成为品牌的忠实客户。很多人觉得来伊份会就此沉寂,一些知名的投资人还预测,来伊份经过此事将再无机会。在来伊份,“夫妻档”的特色很明显,施永雷和郁瑞芬每天都手拉着手进入来伊份大厦。如今,两个部门各司其职,采购部依据市场需求提交供应商备选,品控部对后者进行评分考察。2007年开始,来伊份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,此后的五年间,来伊份每年以20%~30%的开店速度扩张,最高点的时候近2600家。而在管理上,夫妻两人各有分工,作为董事长的施永雷主抓战略和资本运作,而郁瑞芬主管供应链、品牌和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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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姜汝浩的企业从2004年开始给来伊份供货,销售额从最初的700多万做到2个亿,在他看来,来伊份是一个危机感很重的企业,他们会提出很多超前性的要求,比如要求工厂配备X光探测仪、肉制品都需要无菌保温7天等。两者也时有争执:因为供应商的通过率一般不超过50%,有的时候采购部从产品角度出发,认为应该引入某个品类,但却由于供应商没有通过品控部的审核而不得不搁置。
”郁瑞芬说,“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事情,零售连锁业不是靠烧钱,而是需要长期积累的,三年、五年甚至八年、十年——要愿意去花这么长的时间去磨合。相比于在天猫上大力促销走量,来伊份更倾向于用互联网的方式为线下导流,比如与支付宝、微信、京东到家的合作;相比于依托其他电商平台,来伊份显然更倚重自建电商平台和APP。目前,来伊份的会员以70后、80后为主,在90后新消费群体中还缺乏影响力。“一般的人,再好吃的东西,也会吃烦吧?”23年,郁瑞芬的打拼经历都是围绕食品,最初是冰淇淋生意,1996年开始涉足炒货,那个时候还只是家庭作坊,3年之后成立了来伊份的前身——“雷芬”公司——在夫妻施永雷和郁瑞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。
系统上记录着供应商产品入库时的各项检验指标,一般情况下,产品统一入库后再分发到来伊份的各个店铺,而在入库之前,还会分阶段对小样、大样进行各种指标检测,并委托第三方进行。休闲零食种类繁多,光来伊份一家企业,目前就包括炒货、肉制品、蜜饯等九大类、共计900多种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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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外界看来,来伊份对线上渠道的投入不足,而郁瑞芬则对线上渠道有着不同的理解。“这轮热闹劲很快就会过去,之前走的是价格策略,以后还是会回归品质。
”2017年5月份,来伊份即将推出的第九代店铺,将超越之前卖场的概念,而希望代之以“生活空间”的定位:消费者在店中可吃可玩,除了食品,也可以购买其他周边产品。“电商说木桶效应不存在,不在乎短板有多短,但是做实体连锁企业,还是要重视这一点,长短板差不多才能齐头并进。”比如在直营和加盟的问题上,她就坚持未来加盟的比例最高不能超过30%。“对于供应商的引入,品控部门是一票否决的。
郁瑞芬本能地对那些短平快的事情心怀警惕——这有悖于她对连锁零售的理解,在她看来,“休闲食品的进入门槛很低,但是要做大、做好品牌,门槛还是很高的。不过,“后来者”在以更快的速度跑马圈地:2006年成立的良品铺子,2015年的销售额达到了45亿,其中有12亿元来自线上;定位纯互联网食品品牌的三只松鼠,2016年销售额已经超过55亿;相比之下,2015年来伊份营收31.27亿元,来自于线下渠道的收入占比高达88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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